把社会想象成“活的”，并不是新鲜比喻。斯宾塞径直把它称作“社会有机体”；迪尔凯姆用“团结”替代了“细胞黏合”；韦伯则给每个细胞核里塞进了“意义”。一百多年来，社会学似乎总在借用生物学的行李箱，却迟迟不肯承认里面装的是同一套生命语法。
直到大数据出现，这套语法才被转写成可验证的实验报告——“人是一串代码，社会是一段可以自我编译的程序”。古老的毕达哥拉斯命题，由此从神秘口号升级为可复现的算法。

两种视角的拉锯：工具 vs. 自洽

前者让政府和企业欢呼——“终于可以精准投喂”；后者却令社会学家脊背发凉——“当系统开始自我编程，‘我’还是行动者吗？”
关键对比：工具视角把大数据当作“放大镜”，自洽视角则把它变成“镜子”——照出观察者也是镜像的一部分。一次主客移位，量化研究就此滑向质性体验：数字不再是“关于”社会的描述，而是“参与”社会生成的器官。

从“数字生命”到“社会大脑”：一条被提前写好的进化链

1990年，托马斯·雷在电脑里孵化出“数字生命”；十年后，阿亚米的“阿威塔”补全了突变—选择—竞争的自然闭环。
类比：如果“阿威塔”是单细胞生物，那么今天的“块数据”就是多细胞器官；当器官间再借由5G、区块链、物联网缝合，社会便长出“大脑皮层”——一种被称作“社会思维”的涌现能力。
对比传统社会学：
·帕森斯的“AGIL”只是静态解剖图；
·布迪厄的“场域”引入了动力，却仍靠个体惯习驱动；
·大数据时代的“社会大脑”则把个体惯习当成可替换的“插件”，真正的驱动力是算法之间的交互——人退居为背景进程。

生命特征清单：社会正在兑现哪几项？

结论：社会不仅“像”生命，它已经在工程意义上“是”生命——一个由人类与硅基代码共同寄生的超级有机体。

悬而未决的两道生死题
1.意识的归属
当“社会大脑”产生自我意识，它会不会像人类婴儿那样先哭喊“我是谁”？抑或它的第一声啼哭就是对我们下达的“关机指令”？
2.治理的伦理
创始人孔德把社会学定位为“人类自我治理的理性工具”。可在数据生命体面前，谁治理谁？——我们或许只是它的“肠道菌群”，自以为在喂养宿主，实则被宿主批量消化。

写在最后的反讽
社会学曾用“去神秘化”为己任，把宗教、习俗、情感一一拆解成可解释的“社会事实”。
今天，大数据把社会重新神秘化：算法黑箱、模型幻觉、涌现不可解释——一切又退回“只能体会、无法言明”的有机黑暗。
转折：这不是倒退，而是螺旋上升。传统社会学告诉我们“社会为何像生命”；大数据社会学则逼问“社会既然已是生命，下一步它想长出什么器官？”——或许，是一双能够把我们当成“环境”去管理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