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生命”这一概念的出现，引发了诸多争议与思考。一些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对其抱有期待，然而，这种期待背后隐藏着科学方法论的僭越。科学方法在探索自然时，往往采用机械组合的方式，将复杂的自然现象简化为静态的片段，忽略了其内在的动态本质。这种局限性在柏格森关于“绵延”的研究中得到了深刻的反思。柏格森认为，科学方法从外部观察事物，不仅因观察角度不同而产生不同的表述，还通过分解事物、截取瞬间来研究，最终将这些静态瞬间拼凑起来，类似于老式电影放映机，通过静态图片的快速切换来模拟运动，却忽视了运动的真正本质。这种相对的知识无法深入事物的核心，更无法适应生命的变化。
柏格森将科学的研究对象限定在物质世界，强调其客观性与可计量性，而将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归于精神世界，认为精神与生命是一致的，是主观而真实的存在。在物质世界中，一切可量化、可还原为数字符号，而在精神世界中，却存在着质的多样性，每个瞬间都呈现出独特的状态，形成连续的生命。然而，科学对自身研究范围的过度延展，却给形而上学带来了诸多问题，尤其是经验论与唯理论之间的争论。
经验论将心理学视为一种分析工作，试图用拆分与组合的方式研究精神状态，将自我拆分为瞬间，再试图将其组合起来。这种方法如同打点计时器，不断在精神状态上做标记，设定瞬间状态。然而，随着分析的深入，这些点越来越密集，最终导致自我沦为虚无。而唯理论则试图从碎片中寻求自我的统一，却忽略了精神的个性，最终只能留下一个空洞无物的形式自我，这种形式自我类似于实证科学中的规律，追求普遍性的解释力，却在无限扩大中消失。
面对“数字生命”，我们不禁要问：它究竟是什么？国内学者蓝江提出了“一般机体学（general organology）”的概念，试图回应这一问题。他认为，面对万物互联的巨型网络，传统的技术物和缔结环境的概念已经无法满足需求。这一概念源自康吉莱姆的机体学，强调机器可以被视为人类的器官，工具或机器就是器官，器官就是工具或机器。蓝江进一步指出，随着智能科技的发展，技术物的概念已转变为数字时代的技术物，而许煜在《论数码物的存在》中提到，数码物的存在模式比西蒙东的技术物概念更为宏大，指向的是计算机和大型数据处理系统。数码物构成了一个巨型网络，机器不再是简单的工具，而是连接世界各元素的节点，类似于物与物或物与人的联网模式。贝尔纳·斯蒂格勒则更广泛地使用了一般机体学概念，认为生命是一种负熵，不断突破环境实现新的平衡，而技术的发展使生命的进化变成了技术的一般机体学。在这个阶段，技术物、数码物和身体构成的巨型网络造成了不确定性，迫使生命进行体外进化，生命的存在变成了宇宙范围内的技术问题。蓝江认为，生命哲学已进入一般机体学阶段，个体生命通过技术物连接成一个巨大的生命整体。
当我们面对数字生命时，仿佛在照镜子，映射出的是碎片化的自己。我们与数字生命之间的关系，或许不再是传统的主客体关系，而是斯宾诺莎式的实体。这种关系强调生命的连续性与整体性，而非简单的分析与组合。数字生命的存在，既是对科学方法局限性的反思，也是对生命本质的重新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