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复生，一种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应用，正逐渐改变我们对生死和纪念方式的认知。它通过利用逝者生前的文本、语音、数字影像等资源，训练出能够模拟逝者语言、表情和行为的虚拟亲人。2024年2月，音乐人包小柏通过AI技术“复活”了爱女，这一事件将AI复生技术推向大众视野，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AI复生的核心理念是利用人工智能复原已故人物的思维模式和行为特征，为人们提供一种全新的与逝去亲人交流的可能性，让人们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延续对重要之人的缅怀和纪念。
与传统的数字哀悼等形式相比，AI复生具有交互性和可定制性的显著特点。它通过生成高度仿真的虚拟数字人，并整合私人数据（如家庭录像、日记）来优化人格模型，能够还原逝者年轻时期的样貌，使复生形象更具个性化和“生命”属性。这种技术不仅满足了生者与逝者进行面对面对话交流的需求，还为跨越生死的实时对话提供了现实条件。例如，B站up主吴伍六通过上传照片和音频训练AI模型，成功“复活”了去世的奶奶。这位数字奶奶不仅能与人实时交流互动，其皮肤皱纹、眨眼动作等细节也都十分自然，展现出强烈的“人”性意味与生命属性。这种技术的应用，让生者能够在虚拟空间中与逝者进行双向、即时的交流互动，弥补了因生死分离而产生的遗憾。
跨越生死的“在场”体验：信息社会新交流方式
AI复生的独特之处在于为生者打造了一场跨越生死的“在场”体验。在传统的传播模式中，“在场”指的是互动主体在互动过程中的身体和心理的参与，强调二者缺一不可。然而，随着技术的发展，人类对身体与心灵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梅洛·庞蒂提出，身体具有“具身性”（embodiment），即意识与身体行动不可分割。在口语时代，面对面交流是身体在场传播重要性的最好证明。然而，文字的出现拓展了传播的空间性与时间性，证明了身体在场的非必要性。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电话等媒介实现了身体缺席的即时性交流，但同时也导致了传播临场感与沉浸感的丧失。
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参与下，身体的“再在场”推动了社会传播方式的巨大变革。人们的身体通过各种符号化塑造和幻化转化成虚拟形象，通过技术和数字化手段创造出一种“在场”感，挑战了传统“在场”的含义。AI复生通过这种虚拟形式的“在场”，为亲人和后代提供了一个可以互动的平台。吴伍六的案例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他的奶奶病重后意识模糊，他未能在最后时刻与奶奶对话，成为他最大的遗憾。而通过AI复生技术，逝者从“缺席”转变为“在场”，单向的情感表达得到了正向的反馈，沉浸感的回归让生者在互动中实现了梦想，弥补了遗憾，获得了更加高效的情感疗愈。
从“短暂复生”到“持续存在”：后人类主义视角下的“数字永生”构想
AI复生对生命的“再现”不仅挑战了传统社会对生死的认知逻辑，还引发了对“数字永生”（Digital Immortality）的构想。数字永生是指通过数字化技术保存、延续甚至模拟人类生命特征。后人类主义认为，在未来，人们或许不再完全生活在“真实”的物理时空情境中，而是更多地生活在数字世界中。在这里，离去的人们将以数字形式实现永生，永远陪伴在至亲之人左右。吴伍六通过AI复生技术与虚拟奶奶在线上对话的场景，可以被视为对数字世界中人类对话模式的初步模拟。
然而，这一视角也引发了对人类身份、生命意义以及人类与这个世界关系的重新审视。当前，脑机接口技术的发展使人类意识的上传成为可能，进而实现数字分身的创建。但数字永生实现的另一关键因素是数字人格。许多网友质疑，拥有人类数字化记忆、情感和思维模式的虚拟人是否拥有“人格”。这一“人格”问题仍处于巨大争议中。若人类将技术发展到极致，使人与“数字人”之间的界限不断模糊，“人格”将遭受极大的冲击，甚至可能消逝。当逝者在虚拟空间中的短暂复生不再能满足生者的情感需求时，面对可能实现的数字永生构想，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这种不会经历死亡的生命，是否还具有原本应有的价值？
总结
AI复生技术的出现，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与逝去亲人交流的方式，同时也引发了对生死、身份和生命意义的深刻思考。它不仅通过高度仿真的虚拟数字人和个性化的人格模型，满足了生者的情感需求，还通过创造一种虚拟的“在场”感，改变了传统的传播模式。然而，随着技术的发展，数字永生的构想也带来了新的挑战。我们需要在技术进步的同时，深入探讨人类身份、生命意义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以确保技术的发展能够真正服务于人类的情感和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