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讨人类寿命的生物学极限时，海弗里克极限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概念。这一理论指出，脊椎动物的正常体细胞分裂次数存在一个上限，对于人类而言，这个数字大约在40至60次，每次分裂周期大约为2年。这一发现不仅推翻了细胞无限增殖的旧理论，而且为我们理解人类寿命的生物学限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此相对照，海龟的细胞分裂次数可达90至125次，其寿命可达到175年，显示出细胞分裂次数与动物寿命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然而，生殖细胞不受此限制，能够无限分裂，而体细胞在达到分裂极限后则进入衰老状态。值得注意的是，某些癌细胞能够绕过这一极限，实现无限分裂，这通常是由于它们在分子水平上的异常，如端粒酶的异常激活。

端粒，作为染色体末端的保护性核苷酸序列，在细胞分裂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随着细胞的分裂，端粒逐渐缩短，当其长度减少到一定阈值时，细胞将停止分裂并进入衰老状态。端粒的缩短被视为细胞衰老的分子钟，每次细胞分裂都会导致端粒丢失约30至200个碱基对。端粒酶在生殖细胞和一些干细胞中活跃，维持端粒长度，但在大多数体细胞中活性较低，导致端粒逐渐缩短。端粒的缩短与多种年龄相关疾病有关，因此，维持端粒长度的干预措施可能有助于延缓衰老过程和减少相关疾病的发生。

在数字永生的技术基础与进展方面，大脑扫描与神经网络模拟技术的发展为人类意识的数字化提供了可能。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和扩散张量成像(DTI)等大脑扫描技术能够详细捕捉大脑的结构和活动，为模拟大脑功能提供了重要数据。神经网络模拟技术通过模拟大脑中的神经元和突触活动来重建大脑功能，如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开发的全脉冲神经网络类脑认知智能引擎“智脉”(BrainCog)。这些技术的进步不仅复制了大脑的结构，还能够模拟大脑的电生理活动，为理解大脑功能提供了新的视角。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数字复制提供了强大的工具，使得人类意识的数字化成为可能。深度学习、强化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使得机器能够学习复杂的模式和行为，模拟人类的认知功能。数字复制不仅涉及大脑功能的模拟，还包括个体记忆、情感和个性的复制。通过深度学习技术，AI可以分析大量的个人数据，从而创建出具有个体特征的数字副本。

在生物永生的技术挑战与伦理考量方面，基因编辑技术，尤其是CRISPR/Cas9系统，为抗衰老研究提供了新的工具和可能性。这些技术挑战了传统的生物学限制，为延长生物寿命提供了潜在途径。然而，基因编辑技术在抗衰老领域显示出巨大潜力的同时，也面临技术挑战，包括确保基因编辑的精确性和特异性，避免脱靶效应和意外的基因突变，以及解决基因编辑可能导致的免疫反应和伦理问题。

生物永生的追求引发了深刻的伦理和法律问题，这些问题需要在科技进步的同时得到充分考虑和解决。生物永生技术可能加剧社会不平等，因为这些技术可能首先只能被少数人获得。此外，延长寿命可能会对人口结构、资源分配和社会结构产生深远影响。法律体系需要适应生物永生技术的发展，制定相应的法规来管理这些技术的应用。国际合作在制定伦理和法律标准方面变得尤为重要，以确保这些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符合全球伦理标准，并且能够公平地惠及全人类。

超人类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文化运动，其核心理念在于利用技术手段超越人类生物学限制，实现个体的增强和优化。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超人类主义的焦点逐渐从生物永生转向数字永生，这一转变对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社会价值观的转变、技术乌托邦的兴起、文化多样性的挑战以及宗教与精神性的变化都是这一运动带来的影响。

数字永生的追求引发了关于个体身份和连续性的哲学讨论。在数字世界中，个体的身份是否可以脱离生物学实体而独立存在？数字复制的“我”是否仍然是“我”？这些问题触及了自我认同和个体同一性的核心。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人们开始在虚拟世界中建立和维护数字身份。这些数字身份可能与个体的生物学身份有所不同，但它们在社交互动和个人表达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综合考虑技术可行性、社会文化影响以及伦理法律问题，数字永生相较于生物永生，似乎是一个更容易实现的目标。数字永生不受限于生物学限制，而是依赖于信息技术的发展。随着人工智能和神经网络模拟技术的不断进步，数字永生的可能性正在逐渐增加，为人类提供了一种超越生物学限制的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