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生命并非静止不变，而是在历史的洪流中不断演变和成长。尽管人工智能技术可能对人类整体发展构成威胁，但它同样蕴含着重塑人类生命的力量和路径。在人工智能时代，探索如何实现人类生命价值的提升，构建一个以人为核心、人机协同的数字生命社会，不仅是对技术进步的积极回应，更是对人类生命形态、主体地位和尊严价值的深刻反思。
首先，人机协同的未来将强化生命系统的能力。人类的生命形态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呈现出动态的演化过程。从非生命物质的起源，到物理化学反应、基因突变和自然选择的驱动，再到技术革新扩展自然演化模式，人类一直在适应并改造环境。从石器时代的简单工具到互联网时代的智能技术，人类社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技术进步显著增强了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但这种能力的提升并未与人类自身的生物进化同步。现代社会中，人体结构与现代生活环境之间的不匹配现象日益凸显，引发了诸多结构性问题，暴露了技术发展与生物进化之间的矛盾。智能时代的来临，为人类主动塑造数字生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技术革新不仅重塑着人类的生命存在形态，而且预示着人机共同演化的深远未来。然而，人机融合也引发了对人类身份认同和生命本质的深刻反思。一些担忧者认为，过度依赖技术可能使人类失去对生命固有价值的理解，将生命视为可操控的机械实体。然而，这种观点也忽略了生命作为一个动态和历史性过程的本质。在尊重生命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利用智能数字技术改造并增强生命体的能力，是符合生命价值尺度的。我们不能让生命完全物化，成为单纯的智能化机器人，但生命的发展也从来没有离开过物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因此，探索智能技术在生命改造的应用时，我们应在充分理解和评估其潜力与风险的基础上，保持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这样，我们才能实现技术与生命的和谐共生，推动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塑造一个既尊重生命本质又充分利用技术潜力的未来。
其次，规范智能技术的社会应用对于重塑人类主体生命的社会交往至关重要。智能技术从诞生之初就与资本结合在一起，与不断追逐利润的资本具有同构性。资本的本性是逐利，而技术的目的是实现人的物质追求。“资本的逻辑是求利的逻辑，技术内在追求利益和利益最大化的特点和资本追求增殖本性形成内在的共契，甚至可以说是共谋。”当资本逻辑主导智能技术的发展时，技术的创新与应用可能会偏离其服务于人的初衷，导致人的真正社会交往需求被忽视。因此，制定合理的政策和规范，引导智能技术的人本化设计和应用，显得尤为迫切。社会并不是一个空洞的抽象概念，社会关系的培育与健全需要主体的共同相互承认和技术应用的合理辅助，重新定位人工智能在社会交往中的角色十分关键。“人工智能作为一种‘人为的’和‘为人的’的本质性活动”，它不能仅被视为一种技术工具，还应充当主体间交往的重要媒介，充分尊重人类的主体地位，避免技术的滥用和对个人生命活动的侵入，防止形成单向的虚拟圈层，避免脱离实际的、主体间的虚拟交往。不管是“拟人性”还是“虚拟性”的数字生命技术，都是为人的真实交往提供服务的，而不是使其成为“非生命”的交流主体或交流主体的非生命化。通过智能化的交流平台和工具，人们可以跨越地理和文化的界限，实现广泛的交流合作，建立人与人、人与机器、人与社会之间理性的交流机制，帮助人们更深入理解和拓展自我和他人的世界，促进个体的社会属性的发展，满足人的社会交往需求，消除人工智能对生命社会属性的消解。此外，人机交往不仅需要考虑技术层面的优化，更需要关注人的情感因素。在算法决策中，应将人的情感纳入考量，以实现人机协同的良性互动。也就是说人工智能的设计和应用应当更加关注人的情感因素，促进人机之间的情感共鸣与理解，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客观效率和功能的追求上。
再次，发展人工智能生产方式，创造解放生命的条件。在历史唯物主义框架内，生产方式被赋予了塑造社会结构和个体生命存在的决定性角色。“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由此可见，人的生命的形态与现实的生产方式和科学技术密切相关。高度自主化的智能技术的科学运用也可能帮助人们超越受制于资本逻辑统治的数字化生命存在状态，创造生命解放的条件，使人类真正占有“整体性生命存在”。首先，人工智能的发展预示着物质财富的不断增长，为生命的生存和发展提供物质基础。智能技术的智能化和自动化特性显著地提升了生产力，优化了资源配置，引领人类进入一个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发展阶段。这有望使人类摆脱前资本主义时代的物质贫瘠状态，克服资本主义时代中人们受制于“抽象的物”的统治状态。其次，人工智能为占有人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节省了大量的劳动时间，使人们充分享有自由活动时间。马克思说：“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物理现实、虚拟应用和人体机能，并已经广泛运用于医疗护理、工厂车间、经济金融、教育教学等领域，将人们从机械繁琐的体力和智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大量的自由时间。生命的解放并不仅仅是让技术来替代人类的劳动，还让人类能够更加自由地思考、创造和实现生命的存在意义，使其能够更自由地投入更加富有创新力、开放性的劳动活动和审美活动之中。再次，人工智能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人类与世界的互动方式，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类的认知方式和价值取向，同时智能技术所赋能的强大生产力正在深刻地塑造着新的智能社会文明形态。人工智能的发展深刻影响着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它超越了仅仅作为生产工具或技术手段的角色，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人类生命存在的本质和意义。通过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对话与合作，人类可以开拓出更加丰富、更有意义的生命体验，推动人类社会走向更高级的形态，实现个体生命与世界之间更加深入的共生联系。
最后，完善智能技术伦理准则，尊重生命的价值诉求。智能技术对人的生命的影响本质上取决于人们所秉持的价值原则和伦理规范。如果人们仅仅是奉行功利主义原则，无限放大人工智能的工具理性，那么可能会导致一部分群体的利益空间被挤压，形成所谓的“无用阶级”或者“数字穷人”。在这种情况下，人工智能不再是服务于人类的工具，反而成为威胁人类发展的异己力量。海德格尔认为：“如果我们把技术当作某种中性的东西，我们就最恶劣地听任技术摆布了；因为这种观念虽然是现在人们特别愿意采纳的，但它尤其使我们对技术之本质盲然无知。”技术不应仅仅被视为工具，它同样具有人类的目的性和价值性。在人工智能的设计中，开发者和决策者的主观偏见和潜在歧视可能以编码的形式隐匿其中，这可能导致人工智能系统在输出中体现出不公平性和偏见性，侵犯人的生命尊严和安全。迈克尔·桑德尔在《反对完美：技术与人性的正义之战》中探讨了科学技术改造人的生命的问题，分析了人性面对的伦理境况的抉择及其可能引发的各种后果。他主张正当合理地使用科学技术来改善生命，而不是无理性地滥用技术去追求完美。因此，如何恰当地把握技术使用的“度”，关键在于确立技术背后的价值取向，并采取措施确保人工智能的设计和实施符合基本伦理准则和社会正义原则，确保其系统不仅符合人类的利益，而且符合人类的道德标准。
总之，智能技术使人类社会进入了人工智能时代，智能化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对人类的生命造成新的冲击。如何发展人类生命与人工智能的良性互动，如何使人工智能有助于丰富人类生命的意义，关键在于人类自身的智慧和选择。当“认识你自己”这个古老命题在人工智能时代以一种新的方式摆在人们面前时，构建“以人为本、人机协同”的文明社会，也许是将生命的内在激情和创造力激发出来，实现人类生命整体价值的可能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