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西主楼2409室迎来了一场思想的盛宴——超级智能与文明重置@技术哲学系列研读会的第六期。这场以“技术物：工具、实体抑或社会系统”为主题的研讨，聚焦于吉尔伯特·西蒙东的著作《论技术物的存在方式》。

本次研讨会汇聚了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段伟文、中国人民大学的刘永谋、南京师范大学的吴静、上海交通大学的闫宏秀、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的徐志坚、西南电子科技大学的王嘉，以及复旦大学的王国豫、徐志宏、潘霁和杨庆峰等专家学者。在杨庆峰教授的引导下，这场学术对话缓缓展开。

刘永谋教授在《西蒙东的反人类中心主义》的演讲中，首先定位了西蒙东在法国技术哲学传统中的地位，接着概述了个体生成理论的核心内容，并强调了西蒙东技术哲学的反主体、反人文、反人类中心的理论特色，以及其对后世法国学者的深远影响。

徐志宏副教授则从导论出发，梳理了西蒙东关于技术物的核心观点。他指出，技术物面临的现实是两种极端情绪的对立：一方面是文化对技术物的排斥和厌恶，另一方面则是对技术物的狂热崇拜。他强调，这两种态度都没有真正理解技术物的本质。西蒙东认为，技术物应在技术与人的关系中被理解，人亦然。技术物是一个生成过程，包含元素、个体与组合三个层次。在新时代，我们必须从组合的层次去理解技术，其重要特征是“技术性”，即“由不确定性范围来界定”。人作为机器的组织者和协调者，也在不断地被“发明”和“创造”，如数字生命。

闫宏秀教授则从人类发展史的角度探讨了技术作为对人类生物性缺陷的弥补，以及技术物在自然征服中的意欲。她提出，当我们思考AI技术带来的失业问题、人类被技术规训，或数字生命技术逻辑与行为时，我们不禁要问：“何为技术物？”技术物的功能已经超越了作为人类辅助物的状态。技术物研究已成为技术哲学的新焦点，人在这种综合体中的地位和意义值得关注。

潘霁教授从媒介视角出发，探讨了技术的存在模式，旨在激活技术系统的数字生命力，在数字时代更好地实现技术的沟通潜能。他提出，媒介是由连接耦合、碰撞生成和虚实转化等构成的动态过程。技术的内部变化创造出“跳出自身可能性”的机会，技术的媒介性得以提高，激活了技术的创生能力。他强调，技术在不同生命形式、文化技艺和物质环境之间的调和融通，对于人工智能时代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启发。

吴静教授以“作为第三持存的技术物”为题，探讨了西蒙东与斯蒂格勒和德勒兹的关系。她认为，西蒙东的理论不仅具有反人类中心主义特色，还反对本质主义的实体。他将技术的生成解读为技术要素和外在条件之间互动生成的结果。斯蒂格勒和德勒兹的理论受到了西蒙东的深刻影响，他们强调了技术个体化是人类社会外化的记忆持存，是形成数字生命时代文化的条件。

徐志坚教授在《试论技术性发生的内在秘密——从魔术到技术》的发言中，分析了西蒙东关于技术性的本质论证逻辑。他指出，西蒙东通过“周相”范畴揭示了技术物与周围世界发生调节关系的内在动态秘密。他深入分析了西蒙东所讲的第一周相的内涵，并探讨了第一周相与其他周相的系统关系。他通过中西哲学中对魔术一词的理解差异，指出构建中国特色技术哲学话语体系是迫切的历史使命。

杨庆峰教授比较了西蒙东和海德格尔的差异，并结合文本进行了分析。他指出，西蒙东关注的是如何思考人与技术的关系，从机器到信息的思考，受限于时代限制，未能从智能介入思考。西蒙东对人与机器关系的思考最值得关注的是：人-机器的耦合体是个自我调节的整体，这否定了实体论；在人与机器的耦合体中，人类不可能与机器处于同等地位；在耦合体中，人类的地位将是技师，不是执行功能，而是在整个运行期间发挥作用。

王嘉老师认为西蒙东的哲学是对柏格森生命进化论的改写，其思想分为自然哲学和技术哲学两部分。自然哲学描述了物理-化学个体化、生命个体化和心理-集体个体化三个层次的进化，而技术哲学则描述了技术不同于生物进化的内在原则和表现型。他将柏格森的“生命冲动”概念在技术进化领域改写为“技术性”概念，描述了技术物的进化规律。

本次读书会的专家发言涵盖了技术物的存在方式、人与技术的关系、技术进化的内在逻辑、技术系统的数字生命等多个维度，深化了与会者对西蒙东技术哲学思想的理解，并探讨了其对当代技术哲学、科技伦理以及人类未来研究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