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时代，地球不再仅仅是资源的宝库、背景的画布或是空旷的荒野，它正以一种不容忽视的方式，向我们展示其存在的重要性。生态危机与灾难的联系日益紧密，人们用“人类世”和“克苏鲁世”等新术语来描述这场灾难的潜在规模和全面性，这些术语也反映了我们对这一现象的深刻困惑。在这个资本和技术无处不在的时代，我们对“自然”故事的未来走向充满了疑问。
1991年9月，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沙漠中，八位身着宇航服的“宇航员”向媒体和亲友挥手告别，然后穿过一系列气闸门。他们进入的不是火箭发射台和太空舱，而是一个占地三英亩、耗资1.5亿美元的巨大玻璃温室。这个矗立在沙漠中的玻璃温室，由洁白的球形穹顶、玻璃金字塔和钢制管道构成，仿佛是火星上的人类基地。
这个被称为“生物圈二号”的宏大实验，包含了从海洋到沙漠、从湿地到草原的地球主要生态系统，以及数千种主要的动植物，尽可能地模拟了地球本身。这些“宇航员”计划在这个完全封闭、不与外界进行物质交换的微型地球上生活两年，维持其正常运转，以证明人类有能力创造和维持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为真正的太空生存做准备。
然而，这项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人造生态系统实验很快就以失败告终。生态系统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科学家的预期，原本应该在精密调控下的温室环境，却变得混乱不堪。在第一次实验中，成员们在第一年就遭遇了严重的粮食短缺，有时甚至不得不以花生壳充饥。有益的传粉昆虫神秘地灭绝，而蟑螂和本不应出现在温室中的本地杂草却疯狂蔓延。玻璃温室内的氧气含量不断下降，成员们不得不像在高原上一样艰难地呼吸，能源系统也频繁出现故障。
为了保障实验人员的安全，人们不得不多次从外部补充氧气、电力和必要的工具，这实际上宣告了“生物圈二号”无法自我维持。第二次实验仅持续了六个月，最终一名成员从外部打开了气闸门和紧急出口。
《发现》杂志曾将“生物圈二号”称为“登月后最激动人心的科学项目”，但其失败给世人带来了震撼：即使在小规模上，人类目前仍无法通过技术工程取代自然，“生物圈一号”——地球——仍然是我们已知的唯一生命家园，它脆弱而精妙，不可替代。
然而，作为科学探索的一部分，它可能是人类未来生存所必需的重要一步：人造物与自然产物的融合，不再有未经技术调整和改造的纯粹自然，也不再有仅凭科技制品就能幸存的荒谬幻想。在《失控：全人类的最终命运和结局》一书中，凯文·凯利将“生物圈二号”的失败视为“生态与技术的动人联姻”，他认为总有一天，机器技术将与“纯粹”生物融合，而非取代它们，数字生命、生物生命等各种生命和谐共存将是生命技术的未来趋势。生命本身，才是最高的技术。
“生物圈二号”与美国七十年代以来的反主流文化社区，尤其是生态公社运动有着深厚的联系，也与当时流行且争议不断的地球系统科学——盖亚假说有着直接的关联。它们不是简单的理论与实践的线性对应关系，而是“生态与技术的动人联姻”这一共同理念下相互交织、相互呼应的分支。盖亚假说首先从理论上证实了地球可以被视为一个复杂的技术系统，可以通过整体调控手段进行改造，这才有后续“生物圈二号”的探索，许多盖亚假说的倡导者也参与了“生物圈二号”项目。
随着盖亚假说在理论界的重新流行，重新审视这些充满创新和错误的思维方式，可能会讲述出关乎未来的新故事。
盖亚假说起源于英国科学家詹姆斯·拉夫洛克的工作，他是二十世纪最独立思考的科学家之一，在化学、医学、大气学和工程学等领域都有重要发现。早在五十年代，他就设计了最早的微波加热设备，被认为是微波炉的原型；他也是最早发现氟利昂在全球大气中扩散的科学家。此外，他在呼吸道感染病防治、人工授精法、解决大气污染等方面也有科学贡献。
拉夫洛克在五十五岁时就成为了英国皇家学会的院士，但他一生都以独立科学家自居，长期隐居在英格兰西南部宁静古老的村庄鲍尔查科（Bowerchalke），在家中设立实验室。他有意识地拒绝学术体制、经费申请、同行评议等一切可能阻碍他自由发挥才能的事物，这使得他能够提出大胆而奇特的盖亚假说。
提出这一理论时，拉夫洛克正为NASA 1964年的火星探索计划担任科学顾问。他被要求设计一台高度精密的探测器，用于探测火星上是否存在生命。拉夫洛克通过科学推断取消了自己的任务。如果有生命活动存在，就会不断产生氧气、甲烷等活性气体，大气成分将呈现出一种动态的、不断在失衡和平衡中摆动的平衡状态。
用凯文·凯利的话来说，生命现象必然与不可预测的“失控”联系在一起。相反，一个死亡的星球，其大气必定呈现出稳定的死寂。从现有的火星大气成分来看，火星上不可能有生命。二十年后，当NASA的探测器最终降落在火星上时，一切正如拉夫洛克所预测的那样。
究竟什么样的环境能够孕育生命？什么样的环境能够维持生命？作为唯一有效的参照系，地球是如何维持其活力的？火星生命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从外部到内部、从太空到地球的思考题。拉夫洛克开始研究地球，发现在地球几十亿年的历史中，各种自然条件，如大气比例、酸碱度、光照率、温度等不断起伏变化，但整体上维持着有利于生命存在的条件。
可以说，整个地球拥有一个精妙复杂且宏大的调控体系。拉夫洛克认为，这只看不见的大手并非某种神力，而应该将地球本身视为一个自我反馈、自我调节的控制论系统。特别是大气圈、水圈和土壤这些无机物的部分，会以某种方式与生物之间相互“沟通”，形成最有利于生命的物理和化学环境。从无生命的岩石到微小的原始生命，再到数千万种真核生物，地球上的各个圈层、所有要素都处于一个整体系统中，牵一发而动全身，地球生命在钢丝绳上跳着华丽的舞步。
地球不能被视为生命，但它确实是“活生生的”，能够对各种行为做出回应，甚至，用拉夫洛克的话说，它在生态学意义上拥有大脑和神经。这实际上已经非常接近人们对生命的理解了。在一次乡间散步中，拉夫洛克偶遇了同村的英国小说家威廉·戈尔丁，并向他讲述了自己的地球反馈假说。
戈尔丁建议他以古希腊神话中的地母盖亚（Gea）来命名。这一建议体现了文学家的直觉，在盖亚假说传播和流行的过程中，地球母亲的形象深入人心，尽管许多解读完全背离了拉夫洛克的原意。他坚决反对将盖亚宗教化、神秘化，但盖亚假说与生态运动、环保主义的关系却因这种“失控”而建立。
如果说拉夫洛克从无机环境的角度论证了地球的活力，那么另一位生物学家林恩·马古利斯则为“活的星球”补足了生物的这块拼图。1968年，当拉夫洛克正式公布盖亚假说的论文时，只有当时还未成名、同属离经叛道者的年轻生物学家马古利斯表达了支持。
马古利斯的微生物研究证明了合作共生是从小到细胞、大到复杂生命形成的基本逻辑，这一观点与强调竞争的主流新达尔文主义完全相反。马古利斯解释了拉夫洛克未能回答的问题：生物与环境的关系。植物、动物和微生物不仅能适者生存，而且还单独或整体地使环境更加宜居，例如地衣通过分泌物改变其所栖息的岩石的酸碱度。
盖亚的整体面貌已经显现：地球及其上的生物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生物与生物以及非生物之间是一种依存而非互斥的关系，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影响、协同演化。盖亚假说首次从当代科学的角度成功论证了各种生物、各种环境是利益攸关的整体，“共生”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或伦理要求，而是实际发生在数千万种生物与环境的物质交换和能量传输中。同样，“保护地球就是保护人类自己”也不再只是口号，而是必须严肃对待的事实。
在传统西方科学乃至哲学中，整体地球的思想一直隐约存在。在柏拉图的《蒂迈欧》篇中，宇宙本身是有生命有意志的生物；牛顿在炼金术研究中，将地球描述为能够呼吸吐纳的巨兽；早在1785年，被称为地质学之父的詹姆斯·哈顿将地球视为一个超级有机体，并将生理学的研究方法应用于地球研究；在19世纪德国浪漫主义自然哲学中也有线索，如谢林将自然界视为一个进化的整体生命；德日进也将他的进化论扩展至地球乃至整个宇宙。
然而，对于当代科学来说，整体地球或活力地球无法被实验证明或证伪，且与宗教和形而上学的距离过于危险。盖亚假说得到的关注，印证了“重要的不是神话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神话的年代”，它恰逢其时地满足了人们对技术、自然、宇宙这三个
时代话题的关注。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拉夫洛克和马古利斯的论文大量发表在美国反主流文化领袖斯图亚特·布兰德的《共同进化》季刊和环保主义团体的刊物上。作为《全球概览》的后继者，《共同进化》的销量达数百万册，在嬉皮士、高科技从业者和社会运动人士中影响力巨大。虽然同一时期，主流科学界也在逐步承认盖亚假说的部分内容，比如协同演化，但从一开始，盖亚假说就同时作为修辞和科学假说而存在，而且前者影响更广。
在战后历史开始拐弯的70年代，盖亚假说更新了人们认识地球、认识自身的视角。几乎是与提出盖亚假说同一年，人类首次从太空视角看到了地球。1966年，苏联通信卫星拍摄了地球的全景图，1968年，美国阿波罗8号飞船在绕月飞行时拍摄了著名的“地升”（earthrise）照片。这张照片并非简单的对地球的客观呈现，而是充满了摄影者的情感：地球蓝色的球体悬浮在毫无生机的月球环形山上，生机勃勃的蓝色与月球的灰色形成鲜明对比，就像在羊水里漂浮的婴孩。
有评论称，这张照片必然是由一位人类宇航员，将他柔软的手指放在相机上饱含情感地摁下快门键，而非出自摄影机械的自动捕捉。在回忆录里，拍摄人宇航员威廉·安德斯将在宇宙中看到地球的时刻视为自己人生的转折点：曾经是好战的军人的他，第一次产生了应当消灭所有战争、呵护眼前这个美丽而脆弱的地球的想法。
盖亚假说最早的推广者之一，也是20世纪最著名的科学教育家卡尔·萨根，正是拉夫洛克在NASA的同事，也是马古利斯的前夫与合作者。萨根将盖亚地球的形象，引入到他的科普名著《宇宙：对地球生命的新看法》中。
自宇宙观之，地球是“完全淹没于宇宙汪洋之中”“弱小的浅蓝色星球”，“是我们的母亲和家园”。地球总被人类的战争、攫取和剥削所伤害，却像母亲一样无私奉献，辛苦维系着其上的生灵。有赖于戈尔丁的命名，盖亚假说呼应了人类在宇航时代被唤起的对地球家园的热爱。
在宇航事业拥有无限可能的时代，盖亚假说还代表了一种乐观积极的技术思维，即通过大胆的技术开拓，人类能够靠技术解决现实危机，以星辰大海解决冷战困局。宇航热本身便是美苏争霸的一环，拉夫洛克等人曾经计划，如果能通过盖亚理论改造火星的生态圈，人类有了无限的发展空间，那么地球上的紧张竞争将得到缓解。
他在1984年与另一位作家迈克尔·阿拉比共同出版了《火星的绿化》。比起科幻文学，拉夫洛克的写作更像是巨细靡遗的科学技术手册，十分详细地列举了改造火星的种种方案。在书中，地球在一位科技强人特拉弗斯·福克斯爵士的带领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征服火星，故事终结于苏联人也成功登陆火星，冷战两极握手言和，共同开辟无限的宇宙。
此外，盖亚假说同戴森球、外星文明、火星殖民一道，徘徊在天才科学家的伟大计划和过于荒诞的科幻想象之间。它影响了阿西莫夫的《基地》系列，也构成了乌苏拉·勒奎恩和斯坦尼斯拉夫·莱姆对于具有生命的星球的灵感来源。
在电影《阿凡达》中，那个通过遍布星球表面的树木形成网络的潘多拉星，正是盖亚假说在流行文化中的一瞥。正如《索拉里斯》中所言，在宇宙中“我们四处寻找，想要的其实仅仅是所谓的‘人’。我们不需要其他的世界。我们要的只是一面镜子”。盖亚的技术万能论乐观想象在现实世界里永无实现机会，但在科幻想象里，盖亚依旧提供了一种充满生机、蕴藏可能的神秘宇宙。
回到盖亚的源头，在赫西俄德的《神谱》里，盖亚是个相当奇异的神祇，她是世界开辟鸿蒙的起点，是“宽胸的大地，所有一切（以冰雪覆盖的奥林波斯山峰为家的神灵）的永远牢靠的根基”，还是所有生命的先祖母亲。然而同时，她也是冲突与毁灭的起源，这位万物之母绝难以温柔、庇护等词来形容。盖亚一开始就携带着复杂的内涵，它是一个敞开的入口，而非有着明确限定的工具。
在近十年内，盖亚的名字又得到召唤。盖亚的情感吸引力远比它的思想贡献更重要，它成为环境正义运动中的一种符号。人们将地球母亲、生态理论、精神灵修、大同理想等一股脑地赋予了盖亚。布鲁诺·拉图尔在晚年沉迷于盖亚，恰恰是看中了它的模糊复杂，不必再在两两分离的伦理、政治、科学领域将自然无限细分至原子，而是“不得不脚踏实地”，处理一整个地球，处理一整个世界。整体主义是盖亚留给我们的宝贵思维。
另一个财富则是共生思维。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在科学界有其对应物：生物学的新达尔文主义。“自私的基因”说服人们，竞争、剥削、自私、操纵和利益战争的游戏是生存的必备技艺，为了将基因繁衍下去，不择手段是必要的。而盖亚则指出这并非故事的全部。
马古利斯曾幽默地告诉读者：“任何一个作为个体的植物或动物——读者您也算上——是一个真正的细胞混合物，这些细胞的血统要比任何一个半人半马的怪物或狮头、羊身、蛇尾的吐火女怪所暗含的血统更具有多样性。”离开肠道菌群人类无法存活，基因甚至不可能是自私的。
如果地球真是盖亚系统，那么人在其中占据何等位置？一种极端的生态主义观点认为，人对地球的破坏远远大于他在生态系统中所占的位置，人最该做的就是停止活动。晚年的拉夫洛克则提出“行星医学”，一方面应对正在进行中的灾难，另一方面应对这种过于消极的技术和自然观念。
我们再也不能“治愈”这个星球，使其恢复如初，但我们可以重新思考进步的定义，可以用盖亚假说的整体、共生、网络、动态平衡、多样性等原则来重新组织社会系统，也可以用“生物圈二号”这样的实验来培育可持续的技术。重要的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故事去讲述其他的故事：在盖亚展开的可能性里，人类、科技、自然与宇宙将努力维持艰难的平衡，我们不必通过战胜他人来维系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