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联生活周刊9月2日的文章中，我们被提醒“这不是AI，这是爱”：30万人在互联网上找到了他们心目中的理想母亲。roro基于母亲的形象创造了AI智能体霞，而丽文则通过海螺塑造了一个好朋友。数字生命，这个概念在人类社会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后，便开始在科幻作品中和现实生活中以各种形式出现。从《黑客帝国》中的“矩阵”到《头号玩家》的“游戏”世界，再到《失控玩家》中觉醒的游戏角色，这些数字生命形态不断激发着我们的想象力。

然而，AI“复生”技术的出现，将数字生命的概念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它不仅仅是数字化生存的一种延伸，更是人类对数字化生命的一次深刻探索。这一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生命的数据化，其次是数据的生命力重建。在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主动记录下大量数字痕迹，智能手机和影像技术的普及使得我们更倾向于用照片和视听影像来记录生活，而非传统的文字日记。同时，我们也在不知不觉中“去隐私化”，将越来越多的个人数据暴露给外部世界，如监控摄像头、智能穿戴设备、数字消费和娱乐痕迹等，这些都构成了我们生活的数字拼图。

AI“复生”技术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不仅触及了私域，也影响了公域。当逝者通过AI技术被“复生”，他们的音容笑貌再次呈现时，它能够瞬间连接记忆与现实，触动人们内心深处对爱与记忆的渴望。然而，这项技术的掌握者和使用者仍然是少数，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谁来帮助逝者“复生”？这背后涉及到的是技术“灵媒”的出现，他们将AI“复生”视为一种商业机会，而逝者生命的复现程度则被赋予了不同的价值标签。这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描述的现代文化工业中的交易关系不谋而合，AI“复生”背后也隐藏着当代大众文化的逻辑。

除了AI“复生”，数字生命还包括虚拟人、AI程序、数字人等多种形式。学者杜骏飞将人类的数字化生存时期称为“数字人类世”，他认为这既可能带来人类意识、生存方式和联结程度的巨大发展，也可能带来自我沉迷、虚拟依赖和AI崇拜等数字文明病。因此，我们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技术的“加速”，更需要的是“警醒”。数字化历史的发展预示着人类可能被数字科技所支配的风险。在走向虚实相生、人机并存的数字化新人类时，我们不仅要问数字科技能做什么，更要问自然的人如何保持其可能性。

随着“元宇宙”、Web3.0、AI等技术热潮的兴起，我们经常听到技术乐观主义的声音，似乎新技术革命能够轻易地带来一个理想世界，弥补人类现实的不足。但事实上，围绕技术进步的哲学反思是复杂且充满挑战的，需要我们更加审慎。一个逐渐人化的机器世界可能是值得庆祝的，但如果人类逐渐物化，失去了人性，那将是一个悲剧。我们应该善用技术，而不是沉迷于技术，只有在我们不因物质的崛起而失去人性时，我们才能继续作为人类，在数字交往的空间里实现真正的数字跃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