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凯文·凯利1994年的著作《失控》中，他预言了数字化普及将带来的个体数字分身现象，这一概念在今天被广泛讨论并逐渐成为现实。数字分身，或称为虚拟人（metahuman）或数字人，是通过计算机图形学、动作捕捉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呈现的具有人类特征的数字形象，它们是元宇宙概念的重要体现。随着技术的发展，人们开始设想一个未来，其中每个人都能创建自己的数字分身，甚至实现“数字永生”。然而，这种技术进步并非没有代价，它引发了对“多重自我”、“自我分裂”和“分身与本体”关系的深入探讨，成为后人类研究的关键议题。

西方现代性传统中，“制造分身”并非全新概念，而是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一概念最早可追溯至19世纪的西方文化，其中“分身”（doppelgänger）一词源自德语，意指具有相似外表的另一个自我。分身叙事在文学和文化中表现为对本体身份的挑战，它们通常被视为不速之客或闯入者，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这种叙事不仅是浪漫主义文学和科幻故事的一部分，更是一种基于媒介技术变革的“推想叙事”，它从一个假设出发，描绘可能的个体命运与社会图景。

19世纪的欧洲浪漫主义文学中，“自我分裂”是一个常见的主题，反映了当时社会对道德和伦理的深刻反思。而20世纪的“自我复制”则更多关注效率和功绩，体现了现代社会对个体成就的重视。这两种类型的分身叙事，不仅揭示了不同时代对“自我”概念的不同理解，也反映了社会文化背景下的自我认同危机。

在现代社会，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个体被鼓励不断优化自我，实现自我成就。这种压力导致了个体对自我的剥削，而数字分身技术的出现似乎为这种剥削提供了新的途径。然而，这种技术也可能带来新的问题，如分身的剥削和奴役，以及对本体的潜在威胁。

此外，分身叙事也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个体对自我认同的焦虑。在面对不断变化的社会和技术环境时，人们试图通过制造分身来应对自我的不确定性和分裂。但这种策略可能只是暂时的缓解，而非长久之计。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现代社会中的自我是去中心化、分裂的，由多个身份组成，这些身份在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形成，有些已完成，有些仍在发展中。

综上所述，分身叙事不仅是对现代性主体自我问题的反思，也是对技术进步可能带来的社会变革的警醒。在追求数字分身和数字生命等技术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对这些技术背后的人文主义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和质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保技术的发展不会以牺牲个体的尊严和自由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