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4年，被誉为“互联网教父”的凯文·凯利（Kevin Kelly）在其著作《失控》中预言了数字分身的兴起。他预见到，随着数字化的普及，人们将拥有反映自己特征的数字形象，这不仅是一个技术趋势，更是文化现象的一部分。数字分身通过计算机图形学、动作捕捉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呈现。在许多从业者的设想中，未来每个人都可以创建自己的数字分身，甚至实现“数字永生”。然而，这种技术进步也引发了对“多重自我”和“自我分裂”等后人类议题的深入思考。

西方现代性传统中，“制造分身”并非新概念，而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叙事。这一概念可以追溯到19世纪，其根源在于德语词“doppelgänger”，意指另一个自我或外表极为相似的人。分身的存在挑战了传统的自我认同观念，它们通常被视为不速之客，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并对本体的身份构成挑战。这种叙事不仅存在于文学和科幻故事中，更是一种基于媒介技术变革的“推想叙事”，它从一个假设出发，推断可能的个体命运和社会图景。

在西方现代性想象中的“制造分身”可分为“自我分裂”与“自我复制”两种类型。19世纪的欧洲浪漫主义文学中，自我分裂的分身多见，而20世纪“二战”后，自我复制的分身逐渐流行。自我分裂的分身通常与道德问题相关，而自我复制的分身则关注效率问题。这种分裂和复制不仅是技术手段的不同，更反映了时代精神和社会价值观的变迁。

19世纪之前，分身故事已经成为神话传说和文学创作的一部分。德国浪漫主义作家让·保罗的小说《西本卡斯》引入了分身设定，而到了19世纪，分身成为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热门主题，强调本体与分身之间的冲突和灾难性后果。这些故事的主人公多为伦理主体，纠结于道德问题，反映了当时社会对精神与肉体、善与恶、上帝与魔鬼的二元性理解。

然而，分身叙事也揭示了现代人的自我迷思与认同危机。在维多利亚时代，人们生活在压抑和冷漠的社会氛围中，道德标准极高，导致了普遍的压抑和虚伪。这种社会背景下，人们期望通过“自我分裂”来发泄内在的黑暗力量，以维持表面的绅士形象。

现代都市体验也是当时欧洲民众焦虑与恐惧的来源之一。城市的两极分化、匿名性和日益增长的威胁，折射出人们对现代性的担忧。而“现代哥特”文学则通过惊悚故事反映了这种普遍关切。

在晚期现代性文化中，“自我复制”的分身叙事逐渐占据主流。这些故事中的主人公多为功绩主体，他们通过自我复制来解决实际问题，反映了当代社会对自我优化与自我成就的追求。然而，这种自我复制也带来了新的道德和社会问题，如分身可能被剥削和奴役，而获益者可能是本体自己。

数字分身的兴起，虽然为个体提供了新的自我表达方式，但也引发了对技术伦理和人文价值的深刻反思。我们是否真的可以用更多的自我来解决更多的问题？在数字分身技术的发展中，我们如何确保不会演变成对本体的廉价取代、对分身的暴虐奴役，以及对自我的另一种剥削？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总之，从早期现代性到晚期现代性，分身叙事一直是对自我认同和现代性危机的反思。它提醒我们，在追求技术进步的同时，不应忽视个体的道德责任和社会伦理。在这个充满变化的时代，我们需要更加审慎地思考自我、技术与社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