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时代，关于“数字生命”的探讨日益成为焦点。人们通常使用“数字永生”、“虚拟数字人”与“数字生命政治”等术语，这些术语将数字技术与生命实体相结合，并反映了对“数字+生命”形态的不同看法。这些不同的看法背后，隐藏着跨学科知识、研究方法、技术叙事以及社会公众和媒体共同塑造的生命观。

随着ChatGPT、Sora等生成式AI的兴起，数字技术与生命实体的结合理念愈发深入人心。然而，要实现生命实体与数字技术的融合，不仅需要克服技术障碍，还要打破技术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的隔阂。因此，我们不仅要探讨生命数字化进程中的共同理念和多样形态，还要关注数字生命观念在当前社会中所面临的人文理念与技术主义之间的价值冲突。

一、从“控制论”到“数据主义”：生命数字化的思想起源

如今，人们开始比较“碳基生命”与“硅基生命”，这实际上已经接受了人与数字机器可以在“生命”层面上进行比较的假设。在“智人为世界赋予意义”的叙事中，人们自然地以人类特质为基准来理解“生命”的形式，而“后人类主义”则打破了这种预设。

在20世纪中叶，控制论思想家如诺伯特·维纳不仅为计算机科学和数字技术奠定了理论基础，还在观念上打破了有机与无机、人与机器之间的界限。维纳提出，要制造出具有“智能”的机器，必须解决不确定性问题，使机器能在与环境的持续交互中保持稳定。基于此，维纳提出了以反馈调节为核心的控制论思想，将生命纳入控制论机器的范畴，挑战了传统哲学的人本主义思想。唐娜·哈拉维更是宣称，控制论有机体作为生物体与机器的混合体，已经成为社会现实。

与此同时，信息论和系统论在科技领域兴起，并扩展至语言、计算机等社会领域。信息被构建为一种比物质更重要的实体，为理解生命问题提供了新视角。海勒将此过程描述为从“信息是什么”到“信息做什么”的转变。信息理论被用于分析神经网络，将人的神经结构视为信息流动，最终将人视为类似智能机器的信息处理实体。

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在20世纪后半叶推动了技术变革，并改变了社会对生命体的态度和观念。在技术层面，赛博空间和人工生命成为控制论、信息论浪潮中的重要技术目标。赛博空间不仅是控制论与空间的结合，还提出了生命体脱离肉身、以数据形式存在于虚拟空间的构想。人工生命为数字生命叙事奠定了三个研究方向：湿件式人造生命、硬件式智能机器人和软件式可进化程序。在文化层面，技术革新激发了人们对人与技术结合的想象力，并带来了超越技术发展的未来叙事。

近10年来，算法和大数据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数据主义加速了生命数字化进程。大卫·布鲁克斯认为，数据主义不仅是收集大量数据的工具或能力，还带有文化假设，即所有可测量的事物都应被测量。数据放弃了语境和意义，人们相信不同领域的知识只是数据流的不同模式，一切都可由大数据和算法处理。生命与机器的合一信念通过数据和算法得到加强，人们愿意相信生命可以被测量、被数字化。

然而，生命数字化进程的加深也放大了技术与生命背后不同价值理念的矛盾。人们形成了两类主要的数字生命观：一类服务于技术实践，围绕数字生命的技术内涵及其实现形式；另一类聚焦于数字生命的权力风险、死亡创伤等人文主义议题。虽然两者在议题上有交叉，但核心问题存在差异。

二、智能程序、虚拟数字人与数字永生：数字生命的技术实践

从技术实践角度看，当前的数字生命延续了控制论的技术基础。一方面，人工生命研究从合成蛋白质的“湿”生命转向以计算机程序为形式的人工系统，关注生命信息本质，创造非蛋白质载体的人工系统。另一方面，赛博空间与生命的结合在数字时代呈现新形式。大数据和万物互联使生命形式不再局限于生物性身体，而是扩展至数字空间中的信息、数据赋形的生命。

实际上，这两种技术发展方向代表了数字生命在技术实现层面的基本分野：一种试图培养智能程序为生命；另一种运用数字技术开发生命体特征。但拟人程序、数字永生、虚拟数字人等概念在文献或媒体报道中常造成混淆。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考察这些概念。

（一）人工智能：生命的界线与自我意识

学术界和社会对人工智能是否能视为生命存在争议。朗顿认为，人工生命重新定义了生命本质在于形式而非物质。技术专家通常认为，如计算机病毒的智能程序已具备生命特征，只要能“自我复制和进化”。反对者主要是哲学家，他们认为智能程序缺乏物质特征、新陈代谢活动，不能遵循现实生命系统规律。

ChatGPT的出现提升了人工智能的自我学习和迭代进化能力，展现出通用智能和拟人性。这使人工智能心智议题受到关注，出现了有效加速主义与超级对齐主义的对抗。有效加速主义认为应加速AI技术创新，相信这对人类有利；超级对齐要求AI系统与人类价值观对齐，控制AI发展。

虽然ChatGPT等AI拟人程序是否能纳入数字生命范畴待商榷，但人工智能已为虚拟数字人、数字永生等提供了技术基础。

（二）虚拟数字人：数字交往主体的延展

虚拟数字人指以人类外貌、心智为设计底本，借助信息技术构建的虚拟人物。我们根据虚拟数字人与人的关系尺度，将其分为虚拟人和数字人。虚拟人依靠AI技术赋予身份与交互能力，如虚拟偶像洛天依、微软小冰、AI合成主播等。数字人代理真人数字化身，如“虚拟邓丽君”等。数字人概念实现了创建3D数字分身的技术突破，并因元宇宙概念而赋予更多技术想象。数字人与元宇宙技术的交织为数字媒介研究带来新思考。

学术界与大众话语中，虚拟数字人叙事存在分野，但共识是虚拟数字人已将数字生命概念落地至现实和数字场景中，许多学者开始探讨人类与虚拟数字人之间的交往实践。

（三）数字永生：记忆的数字化与永生想象

数字永生指人死后以数字形式延续存在。数字永生汇集了哲学、文化、新闻和科技等领域的观念与实践。

观念上，数字永生预设意识/记忆能从身体中提取，组成数字化生命。这源于哲学、宗教对灵魂与身体关系的讨论，以及媒介技术更新对生命观念的重塑。

数字永生的热门话题来自影视作品对意识/记忆上传的构想，如《上传新生》和《黑镜（第四季）》中，数字生命系统扫描大脑记忆或意识，数据化还原个体特征，构成独立有意识的生命体。现实中，包小柏用AI“复活”女儿的报道也引起了数字永生的关注。

技术层面上，数字永生核心技术是以逝者数字影像、对话数据等为资源，借助AI深度学习与自然语言处理模拟逝者交流习惯。继承AI程序与数字人技术实现方式，但无法结合神经传输技术转移性格、兴趣等全方位特征。数字永生始终面临被数据化意识/记忆能否宣称为“新生命”的问题。

三、数字死亡与数字生命政治：数字生命的权力关系及其批判

数字生命技术实践展开，但AI程序、虚拟数字人和数字永生概念被结合人文社科研究：AI崛起引发技术失控主题下的社会影响担忧；虚拟数字人和数字永生引至数字交往和数字记忆论域。数字死亡和数字生命政治聚焦生命数字化的创伤性实践和政治风险，将数字生命引至人文关怀与权力批判。

（一）数字死亡：“死亡”创伤与生死联结

数字生命将生命定义延伸至数字交往维度，死亡概念也受影响。数字死亡指“数字化的死亡”和“死亡的数字化”。前者指个人数字身份、生存权被剥夺，可能因网站倒闭、技术更新、账号丢失或网络暴力。后者指死亡事件或逝者的数字化、媒介化在场，与数字遗骸、数字哀悼概念相关。社交媒体时代，研究者关注社交平台公共讨论空间的悼念功能和情感交流。

（二）数字生命政治：以“生命”为媒的技术权力问题

数字生命政治强调生命被数字技术异化现象，预设“数字”与“生命”对抗性，揭示“技术-权力”以生命为核心中介的特殊形式，表明数字技术嵌入生命微观权力机制。

福柯提出生命政治概念，旨在以复数形式生命为对象的现代性权力。数字生命从技术内涵走向权力政治。生命档案化、数据化是数字生命政治治理机制，生命被建构成可记录、运算和分析的客体，个体异质性消散在数据逻辑中。后果是，数字系统搭建了看似中立、客观且复杂的“数的生命秩序”。

四、总结与反思

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中提出，21世纪数据主义带来重大观念革命，从人本主义走向以数据为中心，把人推到一边。但生命能否简化为数据流数据如何产生。意识和主观体验，目前还有待探讨。对数据主义的不同态度，反映在数字生命概念所蕴含的技术现实与生命想象之间的张力。从人工智能程序到虚拟数字人再到数字永生，我们看到了一脉相承的技术逻辑：构建不同形式的数据库资源，依靠深度学习等AI技术对生命进行数字化模拟。这些概念在技术形式上并不完全边界分明，而是紧密关联且互相交织的。它们的划分依据是对未来生命形态的不同想象：具有自主意识的人工智能生命体、保留肉身并以意识形式存在于元宇宙中的赛博人、记忆上传后重新组成的意识永生。数字生命的广泛讨论中，存在着创造生命和实现永恒的人文信念，却被寄托在反人文主义的数据主义观念和数字技术之上的悖论。

作为研究者，我们的任务是防止数字生命的叙事/想象超越技术现实的限度。我们应看到更加务实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路径，即从可迭代性、数字交往和数字记忆等维度重新定义数字生命的内涵，并围绕这些概念重新思考人与技术的关系。这一思路的延伸，引发了对数字死亡、数字生命政治中死亡创伤与社会权力等人文主题的关注。如果要关注技术一侧，我们或许应采纳西蒙东、许煜等技术哲学家的态度和建议：不要从人类视角去揣摩机器是否在思考或理解物的含义，而应深入技术物的设计环节与交互模式，探索技术物背后的存在论逻辑和物质性力量。立足于此，我们才能更清晰地预见技术与人文交织的生命数字化未来。